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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7-4-21 12:20: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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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马前卒
链接：https://www.zhihu.com/question/20092077/answer/78227660
来源：知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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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企利润在一定程度上等于税收，而税收的成本相当不低。卖掉国企，是不是提高效率暂且不论，就算提高了效率，也必须考虑效率是否能抵消税收成本。如果不能抵偿，对政府，对社会都是损失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国企的利润除了直接上缴外，还要在许多指令性工程上消耗，比如说向西藏修铁路，向偏远的乡镇架电网，优先保障利润较低的住宅用电……这都是在消耗国企利润。没了国企，这些项目都得靠代价高昂的税收。
甚至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，税务系统也是一个超级“国企”。而且体制比国企更固化，分配和经营方式更不灵活。如果放弃一部分国企利润，就必须扩大税务局这个“国企”的规模和权利，增加税务系统的浪费和消耗，否则社会就会停转。我不反对大家讨论国企的问题，但必须记住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。我们永远只是在不同的缺憾之间取相对的最优方案。我四年前为此写过一篇相关的文章：国企头上的几宗罪。
在贴全文之前，我先转一个资料：意大利税务警察_Michael_Mc_Migao
税务警察是意大利第一个专业性武装集团，具有国家军队的性质，是该国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。所有警官及警员均为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，税警由财政部(专司收入，实为税务总局)直接领导，和平时期接受内政部协调，战时则归属国防部指挥，参加作战。
意大利现有税务警察6万余人，分布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及海空港边防口岸。总司令部设在首都罗马，负责税警的统筹、管理、控制和指挥。总部除设直属部队外，下辖6个督察署，分别是西北督察署、东北督察署、中部督察署、南部督察署等4个地区督察署和军校督察署、后勤督察署。其中每个地区督察署辖3至4个大区司令部，全国共有13个大区司令部。
请注意，意大利的人口只有6000万，和安徽省相当。中国如果按照相同比例配备税务警察，将有135万带军衔的税警（而且不含义务兵），其他税务官员另计。本次裁军之后的中国军队大概也就是这么多人。
下面是正文：
国企头上的几宗罪
1 政府要言利
“中国老例，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，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号，——或谓之‘绰号’。这也是明清以来讼师的老手段。假如要控告张三李四，倘只说姓名，本很平常，现在却道‘六臂太岁张三’、‘白额虎李四’，则先不问事迹，县官只见绰号,就觉得他们是恶棍了” ——鲁迅
鲁迅是绍兴官宦家庭出身，对明清以来绍兴师爷和讼棍的写作习惯非常熟悉。自古以来，虽然读书做官是文人的梦想，但实际上，考秀才的成功率也就1/20上下，接下来考举人的成功率还要低，最后会试考进士录取率也不到1/10。这意味着大部分读书人都没有正途作官的机会，只能找个师爷（幕友）、书吏、讼师（律师）的岗位来展示写作能力。鲁迅描述的“讼棍体”文章，不能算是“非主流”，而是传统写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这种滥用名号，诱导事实的文风到今天也没有消失。复杂的社会问题往往难以用三言两语解释，所以许多作者干脆放弃严密的逻辑分析，用煽情的文字来推销一个过度简化的模型，借此吸引眼球、甚至推销荒谬的结论。比如说，一谈到国企问题，不少人立刻就能义正词严地给国企扣一顶很有水平的大帽子：“与民争利”。
与民争利的国有企业不是我们需要的
政府不要与民争利
说“与民争利”这个口号提的有水平，是因为这个模式很方便地抢到了道德制高点。很显然，读者不会拒绝“人民”的身份。所以作者攻击 “与民争利”就成了“为民请命”；人民的利益应该保护，和人民“抢利益”的国企自然就戴上了邪恶的帽子。“国退民进”的私有化路线因此成了人民路线，不可置疑。
从大众心理学的角度来说，“与民争利”的帽子之所以有效，还因为利用了普通中国人不愿言“利”的的心理。普通朋友尚且不好意思开口为利益争个长短，国家顶了个“人民政府”的头衔，还要开企业赚钱？那就更惹人厌恶了，哪如“藏富于民”的口号听来顺耳？。感性的煽情口号成了攻击国企的最好工具。
不过，煽情的说法一般都经不起推敲。就事论事，难道国家不该“争利”么？
国家是替所有人办事的组织，而办事必须要花钱。公务员固然不应该发大财，但也不能不养家糊口。枵腹从公的事情如果成为常例，必然会导致大面积的腐败和动乱。所以，国家必须有足够的经费来供养公务员。此外，国家还要养军队、造军火、修道路、维持社会福利……每项事业都要花钱。现代国家的特征正是国家要主持庞大的公共事业，同时也要有足够的财政收入来支撑。国家若不“言利”，不积极地寻求稳定财政收入，就只有两条路可选了：要么学美国政府，滥发国债，掠夺世界；要么学津巴布韦，直接印钞来应付开支。
 美国印刷国债
 100万亿面额津巴布韦币
不用说，印钱和发债都不可能提供稳定的财政基础。作为人民的代表和公共服务的来源，政府要光明正大的为民言利。
2 税收与国企
稳定的财政收入只有两个来源：国企利润和税收。对于稍有逻辑的人来说，反对国企的存在，就必然意味着靠税收来解决财政问题。事实上，这正是某些人反对国企的理由——国企在为国家取得利润的同时制造了太多的运行成本，远不如收税节约。
持这种观点的人实际上有一个默认前提——税收是无成本的。在他们的想象中，税收只是收钱，简单到只需要到纳税人的账户上转款即可，成本可以忽略。持这种看法的人，社会经验大概只限于AA制聚餐的水平，完全不了解现代经济的复杂性。现代经济包括几千个行业、几十万种职业，要从中抽取足够的税收，在不影响经济效率的同时还要兼顾公平，这对信息搜集和社会控制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。比如说，人头税最好计量，却是高度的累退税（穷人的税率百倍于富人），很不公平；企业所得税有丰富的税源，却很容易在虚报成本的手段下被逃避；营业税税源丰富，也不容易逃避，却抑制了物资流通。收税既然意味着从社会中抽出资源，就不可避免地要对经济产生影响，降低经济效率或是影响社会稳定。无代价的税收体系只能存在于想象中。
为了尽可能地降低税收对经济、社会的负面影响，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，税务机关必须全面掌握整个经济体的运行细节，对具体的行业甚至企业都派出专家，制定复杂的税收策略。这个获取信息——制定政策的过程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，再加上监管成本。税收的成本并不算便宜。相比之下，彩票是从穷人手里拿钱来兴办公共事业，却还能被称为“无痛税收”，税收的成本可见一斑。在中国这种每天都出现新行业，每秒钟都会创立新企业的新兴工业国，税收的成本要更高一些，一般估计中国的税收成本在6%左右，即每100元税款有6元的直接成本。
当然，这并不是中国的个例，各国征税都不是件简单事。美国各级政府的开支合计已经达到GDP的45%，所以即便能印钱发债补缺口，在税收上也不能松懈，美国有“唯死亡和税收不可逃避”的说法。美国联邦税务局有11.5万人，地方上另外有40余万雇员从事税务工作。如果按照人口比例折算，相当于中国有超过200万税务人员（中国实有75万）。
几十万税务人员并不能体现美国全部的税收成本，因为美国大量的税收工作要由整个社会分担。比如银行系统就承担了一部分税收监管任务，在美国，金融机构十万美元以上的业务、商业账目1万美元以上的结算都要向税务局备案，日常生活中几千美元的现金往来就会引发税务人员的关注。甚至每个人都要替税务局担负一定的计税、统计任务，填写纳税计算表格，预缴税款。美国人每年要填写80亿份纳税表格。
纳税人报税出现差错，往往会招来严厉的惩罚。所以美国又有几十万人律师或财务顾问代理税务申报，提出税务建议。这个职业的工资每年约350亿美元。再加上利润和普通美国人为报税而耽误的工作时间，美国社会在税务局之外付出的税收成本大约是2000亿美元，占全部税收的5.5%，或者说相当于中国军费的两倍。
中美之外，其他国家的税收成本也不低，许多国家的税务机关为了保证执法力度，需要管辖的警察甚至军队。俄罗斯的税务警察有4万人，武器装备和野战军相当，直接从税款中提取10%作为税务成本。人口和安徽省相当的意大利，由现役上将领导税务卫队，兵员多达6万，平均每1000人就有一个税务警察。（类似的，国民党统治时期，税警总团曾是比主力野战军还强大的精锐部队，是中国最先装备坦克的军事单位）可见收税在哪个国家都不是件轻松事。
 意大利税务警察
经济学的角度来说，高昂的税收代价是一种“交易成本”。在税收问题上，国家和私有制企业分属不同的立场，各自拒绝透露全面的信息，所以国家必须花费巨大的人力，去收集、验证已经被企业收集过一次的经济信息。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，这相当于把部分经济活动的管理成本又支付了一遍，自然代价高昂。相比之下，国有企业企业的产权归于国家，向国家缴税、分红，信息壁垒比收税小的多。所以，在合适的行业和领域，用国企利润替代税收可以为全社会节约巨额资源。
3 跨国公司还是个体户？
十年前的中国，只要谈到时政与经济，有一个词几乎必然出现：“体制问题”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这个体制问题特指产权问题，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都会被归结为“产权不明”，公有制企业因此承担了学术界的大部分指责。既然国企是问题的根源，那么解决方案就是要走彻底的私有化路线。通过国退民进来解决产权不明的问题。
这个说法不仅在学术圈里风行一时，在普通人中也颇为流行。当时谈体制问题，动辄把科斯定理抬出来唬人的媒体不仅仅是学术期刊，更多的是日报、周刊等生活性媒体。所以有人开玩笑说“这是一个全民当经济学家的时代”。
之所以谈体制问题如此风行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用产权来解释问题很简单：不是自己的产业就不会全心全意的经营。这个逻辑链条很短，短到任何人都能在几秒内理解。再加上身边直观的例子，比如无主的财产先损坏，比如基层干部损公肥私、公款吃喝，这“私有制=效率”的说法一下子就能深入人心。在政策的鼓励下， 80-90年代个体户、私营企业大获成功，这也为“产权派”的说法做了佐证。
不过，看上去很美的东西，往往就怕认真二字。稍加推导，这个“私有化=效率”的简单逻辑，将直接引出这样的荒谬结论：越小的私营企业越有效率，个体户的效率最高。因为大企业的部门经理经营的是别人的资产，私营小企业主和个体户要对自己的资产负责，相比之下，自然是所有者直接经营的效率更高。如果这一理论真的成立，我们将看到个体经济统治世界，世界上有多少个家庭，就有多少个企业。
这个结论显然和事实不符，甚至正好相反。现实世界的经济是大企业当道，大部分行业都存在寡头甚至垄断企业，甚至连零售、餐饮这些传统上小企业占优势的行业，现在也纷纷被连锁店、标准化的大型超市所占领。除了那些还停留在中世纪的非洲国家，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都以大企业为骨干。
4 效率从何而来？
事实和理论不符。解决方案不外乎两种：无视事实，闭眼坚持自己的理论，或是正视事实，为理论补充逻辑。直到今天，私有化的拥护者还在重复几十年来的老口号，试图用口号来打造一个私有制的天堂。但如果读者要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，就必须从现实出发来解释世界，搞清楚为何大企业能够战胜个体户？国企是否因为公有制身份就必定会低效运营？
前面提到税收问题的时候，曾指出，税收的代价很大程度上源于“交易成本”。国家和个人、和企业的博弈不是随口说说就能完成的便宜事情。类似的，企业之间的博弈、交易也同样要付出交易成本。因为企业之间同样存在信息壁垒，在市场上公布所有底牌的企业必然第一个破产。所以，采购者要找到最好的供应商，生产者要找到最好的客户，都得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，还要消耗宝贵的时间。
当然，理论上说，无数个私营小企业的博弈总有稳定下来的时候。企业进行无数次的试错，不管付出多大的成本，最后总能达到最优的配合模式。这就是私有制和市场崇拜者所谈的“最佳状态”。如果付出一定的交易成本后，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资源配置问题，让全世界有20亿个体户也未尝不可。
不过，现代经济和农业时代最大的区别就是变化速度。科技进步是现代经济最大的增长点，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导致资源的配置关系发生变化，迫使市场重新组合经济要素。这意味着所有的交易都要重新谈判，把高昂的交易成本再付一遍。科技进步连续不断，政治、军事对经济的冲击也无休无止，每一次经济变动都会重新定义资源配置的合理性，巨大的交易成本早晚会压垮最灵活的市场经济。或者说，以小企业和个体户为主的社会不可能跟上现代科技的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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